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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建設

         日期:2023-01-05     來源:中國社會科學網-中國社會科學報    瀏覽:338    
      核心提示:“十四五”期間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建設是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命題,也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、穩住農業基本盤、破局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。

      “十四五”期間數字技術賦能鄉村建設是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命題,也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、穩住農業基本盤、破局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。2022年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,要依靠科技和改革雙輪驅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。數字技術和平臺深度嵌入農業農村發展各領域,以數字創新驅動鄉村振興,重構農村經濟發展模式、治理體系、生活方式,能夠不斷解放農村生產力,優化生產關系,提高生產效率,提升鄉村治理效能,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,促進農民增收致富,滿足其對美好生活的需求。

      提升數字包容水平

     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數字鄉村建設工作,自2018年開始已出臺系列政策,為數字鄉村發展強化了頂層設計。2022年出臺的《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(20222025年)》進一步對當前數字鄉村發展目標、重點任務等進行了戰略部署。據北京大學發布的《縣域數字鄉村(2020)研究報告》,當前我國數字鄉村建設開局良好,基礎設施建設、鄉村數字經濟、鄉村數字治理和數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較快發展。我國行政村“村村通寬帶”全面實現,農村地區互聯網基礎設施進一步改善,數據資源和采集體系、天地空一體化觀測體系、農業農村云平臺等基礎設施建設均在穩步推進。數字技術和平臺與農村產業體系、生產體系、經營體系加速融合,持續推進農業全產業鏈數字化轉型。智慧農業、農村電商、數字文旅等新業態、新模式不斷涌現,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。數字化治理平臺在農村基層治理和公共服務中廣泛應用,營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鄉村人居環境。但總體上,數字鄉村建設仍然呈現東部發展水平較高、中部次之、東北和西部發展滯后的格局。

      互聯網技術應用雖然能夠提供均等的受益機會,但使用者從中的獲益未必是均等的。數字接入、數字資源、數字素養、數字參與等方面的差異,會導致數字使用結果的差異,不同群體、地區、城鄉之間存在獲取數字紅利的差異,即數字鴻溝。我國城市互聯網普及率遠高于農村,2022年我國互聯網普及率為74.4%,農村地區僅為58.8%。雖然當前鄉村數字基礎設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斷縮小,但更顯著的差距則體現在鄉村經濟數字化和鄉村治理數字化方面,這主要是受到區域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發展差異的影響。數字技術的應用與維護成本高昂,可能與小農戶(尤其是老年農戶)實際生產需求和勞動力資本不匹配,從而加劇農業企業、大型農場與小農戶之間的數字鴻溝。小農戶因資金、數字素養、數字技能、風險承擔能力等方面的不足,疊加老齡化因素,使數字就緒程度不高。其數字信息利用方式與其他群體存在差異,因此導致數字利用結果差異。這些數字劣勢使數字鄉村建設主體呈現非均衡的參與行為,極有可能使小農戶在數字經濟發展中逐漸邊緣化,從而出現系統性社會排斥和數字鴻溝,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,加劇社會階層分化。

      加快推進鄉村建設

      通過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,既要以數字創新驅動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和轉型,又要不斷彌合數字鴻溝,推進數字包容,使所有群體都能夠積極參與到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,共享數字紅利,實現物質富裕、精神富裕、生態富裕。在實踐層面如何實現數字包容?一般認為可通過改善信息技術(ICT)接入來彌合數字接入鴻溝,即改善基礎設施建設,提高寬帶、網絡終端等互聯網設施設備的普及率。隨著互聯網基礎設施的進一步普及,ICT接入機會趨于均等,數字鴻溝的內涵進一步深化。相關主體數字資源稟賦或資產存量、數字技能和參與行為等方面的差異,及其導致的參與結果差異也被考慮在內,即存在數字使用鴻溝和數字結果鴻溝。對于數字經濟參與主體而言,其自身所具備的資源稟賦,例如信息、知識、技能、產品、服務、時間等“僵化”的資產組合,可通過互聯網技術運用和互聯網市場交易被激活,通過互聯網平臺的連通性產生乘數效應。率先掌握“流量”密碼,實現互聯網資產資本化的群體更能夠從數字經濟發展中獲益。例如,農村電商、農產品網絡直播、短視頻營銷等為農村地區特色產業發展、農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動能。

      第一,強化“數字準備”。可以考慮將數字包容納入數字中國戰略,在政策制定中著重考慮農村居民的數字可負擔性、數字可獲得性、數字能力及其公平性,建立健全相關政策體系。進一步加強鄉村數字網絡、數字平臺、數字服務的接入性、連通性,有效提升鄉村網絡硬件設施質量,擴大5G、千兆光網、物聯網覆蓋面,保證信號質量。尤為重要的是,將數字鄉村建設融入新型城鎮化戰略,從而有效降低網絡建設、維護成本。通過財政補貼、市場競價等方式,或與農村金融普惠、精準扶貧等政策相結合,給予相應的數字設備或物資幫扶、補貼、費用減免等,進一步減輕網絡接入的經濟負擔。

      第二,提升“數字就緒度”。幫助群眾建立互聯網思維方式,從知識、技能和態度方面提升數字能力和自我效能,激發其參與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性和自信心,使其具有與數字時代動態適配的能力。因此,需要普及農村數字教育,針對不同特征的群體開展多元化、多層次、多渠道的數字教育。加強信息技術課程教學,開設編程課;開展數字技能教育或者職業教育,使新型農民的職業技能與市場數字化轉型的需求相匹配。提供簡易、易懂的互聯網產品服務指南或課程,社區可開展老年人輔導培訓,使其能適應社交、醫療、社保、金融及其他政務村務等方面的數字化轉型。廣泛開展各類型的農村在線教育,鼓勵農民靈活運用互聯網自主學習,提高其信息獲取能力和信息運用能力,提升其數字安全性和隱私保護意識。

      第三,推進“數字參與”。旨在構建涵蓋經濟發展、基層治理、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數字生態系統,通過數字創新與制度創新,在各領域實現數字技術對參與者的數字賦能,推進價值共創和共享,彌合數字鴻溝。這就要求以數字創新激活農村農民發展的積極性,驅動城鄉之間要素自由流動;提升數字技術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滲透率;有序推進農業三大體系數字化轉型,通過數字技術推廣、擴散以及新型經營主體培育,帶動小農戶與數字農業體系有效銜接。以電商商業模式創新驅動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,推進城市農村產品、服務的雙向流動,有效連接小農戶和大市場,解決兩個“一公里”問題。以平臺聚合有效整合數字資源,提升不同群體之間的數據連通性,提升基層數字治理效率。鼓勵和推動企業的包容性創新,提供優質低價、便捷、無障礙、適老化、安全的數字產品和服務。

      (作者: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;浙江樹人學院管理學院 黃祖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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